翟东升教授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书中指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大战略潜能在于: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时,可以利用自身各方面相对优势,努力塑造周边中小国家同中国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并由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就需要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系统地培育和运用“产业链编辑能力”,有意识地塑造西太平洋地区甚至全球的产业分工布局,从而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处境。
翟教授对“产业链的编辑能力”(cap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editing, CICE)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产业链的编辑能力是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力。在我看来,“产业链的编辑能力”的核心在于变“被动参与”为“主动架构”。它主张政府发挥全局视野与资源动员优势,履行顶层设计职能,从而形成对产业秩序的塑造力。然而,编辑能力的构建重在宏观,难在微观:关键在于如何穿透多方利益的博弈、重塑激励机制,并建立灵敏的政府与市场之间(政企、政民之间)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编辑意图才能穿透执行阻力,真正转化为现实产能。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链的编辑能力必须设立清晰的边界。这种边界源于对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敬畏——编辑权应聚焦于基础设施与核心节点的保障,而非对全产业链的严防死守。因为过度的干预若抹杀了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产业链将失去自发创新的土壤。与此同时,在构建非对称依赖的过程中,仍应拥抱全球分工,在“核心受控”与“开放共赢”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在理解产业链编辑能力时,我国稀土产业的演变历程提供了一个从“乱”到“治”的深刻案例。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拥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资源禀赋,但由于缺乏“编辑能力”,在纯市场的自由博弈阶段,稀土产业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乱采乱挖、相互杀价,导致资源被廉价“洗劫”。这种无序状态充分证明了:单纯的市场机制不仅无法兑现战略价值,反而会稀释国家主权。彼时的中国,虽是资源的供给方,却处于被全球产业链“编辑”的底层。
进入“编辑能力”构建阶段后,我国推动国内生产商之间的整合、实施稀土资源开采总量管理等措施,不断调整和改善中国在稀土工业和稀土产品贸易上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编辑重心也从单一的限制资源出口(资源禀赋),转向深耕上、中、下游的技术出口管控(产业生态)。通过在关键环节构建技术壁垒,中国实现了类似NVIDIA在AI领域构建CUDA的生态效应:其真正不可替代的并非单纯的GPU硬件(相当于稀土矿石),而是基于硬件构建的一整套不可逆的开发者生态与软件兼容性(相当于供应链的锁定效应)。当全球下游产业习惯了中国“编辑”好的技术标准与交付效率,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便由此定格。
然而,稀土案例也清晰地划定了编辑能力的边界。当中国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管控时,外部世界迅速产生了“去风险化”的回弹,加速了对替代技术(如无稀土电机)的研发。这说明,产业链编辑必须敬畏技术演进的不确定性。如果一味追求绝对控制而忽略了全球分工的共赢逻辑,过度的编辑张力可能会激发对手的颠覆性创新,从而导致原有编辑路径的失效。
中国的前途,不在于拥有多少“唯一”的资源,而在于能否构建一种“编辑能力”——在持续接受市场检验的同时,通过规则、标准与生态吸引力,塑造出让对手意识到“离开中国生态将付出不可承受之代价”的不对称依赖。产业链编辑能力绝非赋予政府无限干预的许可证,而是一种需要高度自律与动态校准的战略工具。其构建之魂,在于宏观框架与市场活力之间的深层默契:国家能力既不退场,也不越界,而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将中国优势深深嵌入全球分工的内在逻辑之中。这既是一场经济仗,更是一场全球治理变革中的深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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