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校园资源短缺开始的罢课,迅速滚雪球般蔓延至法国各大城镇,数十万人走向街头并走向失控。作为局外人的我充满好奇观望这场暴动,并思索一些倍感矛盾的问题。
既然暴动会砸毁商店、瘫痪交通、甚至是毁坏公共设施与建筑等,受伤最深的依然是广大的劳动者,为何抗议的人还要这样做?(不应该是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来对抗所认为的敌人嘛?嗯,或许抗议的人里面不全是群众吧。)暴动虽然表达了诉求,但是有一种伤敌八百自毁一千的感觉。难道在现代,民众的诉求就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嘛?又或者说,难道政策制定者都是二傻子,不知道广大人民的诉求?
旁观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给我一种错觉:民主政治好像最终会滑向不同政党之间斗争导致的内耗与空转中。有点儿像是在慢性死亡和快速死亡之间选择了慢性死亡,宁可在温水煮青蛙中忍受慢性窒息,也不轻易改变(又或许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愿意改变)。但是回想民主制度最初被发明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在不流血的前提下,提供一个合法换掉当权者的安全阀。我想会不会是,民主制度的功效长期被神话与放大,以至于不少人把“投票”当做万灵丹,却忽略了社会真正需要长期投入与扎实去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的生活,80%的时间忙于柴米油盐、关注自身与家人的直接利益,只有20%的时间是思考集体的未来与命运。这不是自私,仅仅只是生存的本能,而且我会觉得如果人人都能关注当下、过好自己生活是一件幸事。
但政治是微观与宏观、短期与长期相互交织的复杂工程,它既要安顿好大众眼前的柴米油盐,也要用长远的宏观视野去未雨绸缪,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搭建稳固的基石,真正引导所有人走向幸福的大道。如果政治仅仅满足于短期的利益与选票而生,把国家当作短线操作的工具,那么长远的危机终将反噬我们的日常生活,让过好日子最终变成一种奢望。然而,不少国家的政治在当下却变成了一场少数人攫取利益的工具,或是没有魄力改变受制于全球资本与现实困境,渐渐偏离了引导所有人走向幸福的路径。
面对这种政治的异化,德国社会学巨擘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与著作《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洞察。或许是从政的人需要思量的。
韦伯指出,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指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投身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有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其中,判断力是政治家极为重要的品格。韦伯强调,政治是复杂、多变和危险的实践活动,容易让人迷惑,所以他多次将政治比作魔鬼。从事政治的人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政治家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力,对复杂的局面和形势,既要有深入其中、抵达内在理解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能力。政治家需要清醒地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这是相当难得的品质。政治的判断力与热情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政治热情很容易蜕变为无用的“亢奋”。
相应地,韦伯还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官吏”。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他们对于工作本身没有好恶感,没有个人信念,或者说,必须克制甚至消除个人化的感情、立场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们只对规则和指令负责,不用考虑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结果负责。极端地说,官僚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率的运转良好的机器,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也是理性化时代对现代政治的塑造结果。而政治家则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虽然韦伯没有做明确的对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活”,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韦伯说,“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成功。但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达成符合意愿的后果,那么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所以韦伯说:“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责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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